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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丨党元悦

编辑丨秦旭东 许匿

出品丨谷雨工作室

文显楠一直没有忘记那两张无助而悲伤的脸。

2017年底那天,她下班从办公室出来,一对中年夫妇哭着跪在了她面前,称原本品学兼优的女儿最近突然变得沉默寡言,举止异常,有时甚至夜不归宿。他们想知道,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作为香港的私人侦探,文显楠接了单。从他们的讲述中,文显楠能感受到全家人对女儿的寄望。这是一个贫困家庭,正在领取综援(香港政府为困难人士提供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)。读中学的女儿,是他们的骄傲。

调查结果却是文显楠最不愿面对的那种类型。女孩为了赚钱贴补家用,走上了援交的道路,并在援交时被坏人诱惑染上毒瘾,不得不继续援交。

文显楠无法想象,这样的结果会对这个家庭造成怎样的打击。因为工作关系,这些年她接触了太多香港底层社会的窘迫与挣扎。一方面,迫于无奈,这些人不得不把生活中一些隐秘的疼痛、酸楚展露给她看,以寻求帮助;另一方面,她又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线索,去撕裂更深的伤口。

“其实找侦探的人,不是你们想的,一定是有钱人才会找的。反而有好多有问题但没办法解决问题,在没钱的情况下找侦探。”文显楠说。

不管穷人还是富人,他们在一些事情上的无力感,是相同的。

一副圆框眼镜,一头清爽的短发,文显楠把头发整齐地梳到一边。每天若无意外,她会穿着一身休闲装,从新界的家里出发,来到尖沙咀星光行六楼的侦探社上班。

在遍布香港繁华商业区的众多侦探社里,文显楠的侦探社是一个特别的存在。这个“全女班”侦探社创办于2009年,是香港唯一一家女子侦探社,如今已有30多位成员。10年来,她们在这个男性更占优势的行业,稳稳站住了脚。

尖沙咀游人如织,侦探社办公室楼下,就是繁忙的天星小轮码头。几乎每天,都会有心急如焚的委托人穿过熙攘的人群,走进她们的办公室寻求帮助。也会有一些内地的委托人,通过网络辗转联系到她们。

文显楠 图 | 党元悦

文显楠遇到的年纪最小的客人,只有15岁。

还在读中四(相当于内地高一)的女孩,打电话给女子侦探社,说暗恋的男生很快要去英国读书了,她却不知道男生要去哪所学校。她害羞,不敢找同学问,害怕小秘密被人知道,找侦探帮忙打听男孩在英国的地址,以后寄信给他。

文显楠觉得好玩,原来自己的侦探社“业务已经发展到中学生群体了”。

不过,像这样的低龄客户仅是个案,文显楠更常接触的是他们心急如焚的父母。他们察觉到孩子出了问题,想知道孩子到底怎么了、有没有学坏。这样的案件,数量在每年暑假和圣诞假期都会变成平时的两倍。

2013年,文显楠曾帮助一对北京父母调查他们的儿子——一名在香港读书的硕士生。这个家庭收入可观,儿子每月的零花钱有一万五千港币。起初,他和父母之间并无异常,经常会视频聊天,后来有一段时间,儿子突然电话不接,QQ和微信也很难联系到。父母在他的QQ空间里发现一些酒吧迪厅的照片,担心出事,找到文显楠帮忙调查。

侦探们在男孩租住的房子楼下蹲点,发现上课时间他也不出门,到了晚上就和一群男女朋友流连于“楼上吧”(香港一种开在写字楼或住宅楼里的酒吧,多数没有牌照,藏污纳垢),甚至吸食K粉。

在出了问题的亲子关系里,有时孩子才是无辜的一方。文显楠总也忘不了一对“怪兽家长”。

一对香港夫妻,两人都从事社会地位较高的工作,在行业内小有名气,收入颇丰。他们对读中学的独生女抱有很高期望,却发现女儿常常不回家。文显楠接手案件后,派出一名年轻侦探,和女生成为了朋友。原来,女生并没有像父母担心的那样“结交损友”,而是在和学校里的一名男生谈恋爱。女生不愿在家多待,是因为“父母给的压力太大”;早早谈恋爱,是觉得从小见到过父母双双出轨,在家里“感觉不到爱”。

文显楠将结果告知这对夫妻,她本以为他们会借此机会反思自己,和女儿坦诚地聊一聊。没想到,他们接受不了这是自己的问题,反而坚持认为,男生和自己女儿谈恋爱,是看上了他们的家境。

后续的发展更加出乎文显楠的意料。这对夫妻认定了男生让女儿“学坏了”,没收了女儿的手机,还一度将她禁足在家。结果,女儿因此出现了精神问题,不得不入院治疗。那位男生则对女孩照顾有加,还会自己做饭送到医院。

见此情景,侦探社分别同男生和女生谈心,让他们明白父母的紧张所在,同时找来家庭辅导员,和父母沟通,希望他们可以用正确的方法进行教育。“侦查”变成了“辅导”,父母的态度才终于好转。

香港密集复杂的居民楼建筑 图 | 东方IC

跟亲子关系有关的个案,总让文显楠想起小时候,爸爸开公司,妈妈是幼儿园主任,两人都是每天早出晚归,“神龙见首不见尾”。她和菲佣相处的时间甚至长过父母,直到她长大可以照顾自己,不需要再请菲佣。

她总觉得,即使自己考试拿高分,打工时得到老板赏识,也好像“心里缺了一些东西似的”。

小时候父母都去上班时,文显楠常去找做侦探的世伯,藏在他的货车里,听他的行动代号。几点钟、要去哪里、车走什么路线,她坐在车里听着这些,觉得“好神秘好刺激”,好像在“控制一切”。她对侦探行业的兴趣就发轫于此。

2007年,文显楠从暨南大学毕业回到香港,遇上金融海啸,工作难找。她做过便利店职员、餐厅侍应,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报纸上看到兼职侦探的招聘启事,又想起小时候藏在世伯车上的日子,误打误撞入了行。

得知女儿要投身于侦探业时,文显楠的父母很是反对,说“你读了那么多书,用得着做这种工作吗”。她不听,心里想着,“其实我对这行的兴趣,还要感谢你们”。

但当时侦探行业的状况令文显楠头疼——兼职月薪只有6500港元,帮公司谈到生意也只能分到200港元。寒心的事情不止寒酸的待遇,还有人身危险。有一次,她和老板一起跟踪一名女性和她的出轨对象,在去深圳的东铁线月台上被发现。男人骂骂咧咧,把她推倒在地,还和那名女性一起抢她的背包。她被围攻时,老板掉头就走,她被吓得“手震脚震”。

她做了几个月,就辞了职,但凭借和之前客户建立的良好关系,仍然有人找她接单帮忙。一年之后,她和合作伙伴倾尽所有积蓄创业。

文显楠希望自己的侦探社,能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,推动行业的规范化。她们参照香港警队,在招聘上制定了一套标准,希望应聘者“有眼界、有视野、肯学新事物”,如果有法律背景、做过“狗仔队”记者,就再好不过。当然还有一点是,“长得普普通通,不会引人注意”。

向她们求助的客户,女性占多数,“全女班”侦探社,更能理解她们的境遇。

文显楠办公室一角 图 | 党元悦

做了10年侦探,见到了不同人群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,文显楠发现,这些女性在生活中遭遇的问题,大多还是“缺少选择”的原因。

变化并不是没有。如今前来求助的女性,往往能够正视问题。而以前,女性即使前来求助,也会逃避问题,或者觉得,或者受“家丑不可外扬”的传统文化心理影响,“会不会是查错了?”“我是不是不应该查?”而现在,大家开明了很多,“遇到问题就要解决,要求证真相”。

相应的,文显楠感觉自己也成长了许多。没有了小时候眼里侦探“控制一切”的刺激和神秘感,这份职业更多的是帮助人,只不过受助的事情往往涉及隐秘复杂的情感困境。文显楠总希望客人能“重新出发,活得自在”,“一切回归正轨,那一刻我有说不出的满足感”。

这些年,文显楠频繁接受媒体采访,侦探社小有名气。

在占总数约五成的个人求助里,婚姻和情感危机是他们需要处理的恒常问题。婚外情、家暴等,是大部分危机的关键词。

一位功成名就的女企业家,常常在报纸、电视上抛头露面,但家里有一本难念的经。文显楠这位客户的麻烦是,小孩有自闭症,老公吃软饭,还会家暴打她。公司是夫妻俩共同经营的,老公就威胁,如果两人离婚,家产是要平分的。同时,如果离婚,会影响企业家的社会形象,甚至公司的投资者信心。

根据过往经验,侦探们怀疑这位丈夫很可能在外有了第三者。她们开始跟踪,没多久就找到了他出轨的证据。女企业家拿着证据和丈夫谈判,以换取丈夫的改变——即使离婚,过错方也是出轨的丈夫。

最近几年,侦探社还接到一些来自大学生的求助。一位大学女生,因为男朋友毕业后打算创业,借了数万元给他,却在不久后感觉男友有出轨的迹象,于是前来侦探社求助,担心自己的借款“有去无回”。

而最无助的委托人,往往是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不高的女性。

香港夜晚的街道,灯火通明 图 | 东方IC

文显楠印象中“最惨”的委托,来自一个23岁的女孩。女孩没有读大学,不到20岁就认识了现在的丈夫,迅速怀孕、结婚,求助时已有两个孩子。她怀疑丈夫有外遇,和他吵架。丈夫突然从家中搬走,切断了她的经济来源。女孩的父母分居,又因为她未婚先孕,不愿帮她抚养孩子。女孩只能自己在家照顾孩子,没办法找工作,陷入窘境。

侦探们了解情况后,决定首先帮她找到丈夫。“孩子生病了,你回来看看孩子吧。”女孩在侦探的指导下,打电话给丈夫。

丈夫回来了,他们在女孩家的楼下守候。丈夫下楼之后,他们一路跟踪,最后找到他住的地方。不出所料,丈夫确实有了外遇,在外住了一间小小的“劏房”(即“分间楼宇单位”,又名房中房,是香港出租房的一种)。

侦探拍下丈夫的住址和出轨的证据,女孩黯然神伤。离婚,还是不离婚?

“我们不能有立场,不能左右她们的选择。”文显楠说。她们在每次调查结束后,都会向求助者提供后续支援服务。如果求助者决心离婚,她们可以帮忙介绍律师;如果求助者想要自力更生,她们就推荐工作或者技能辅导班。

对文显楠来说,事后辅导更能体现她们的价值。她不希望侦探社被贴上“捉奸”的标签,更希望成为关系的修复者。

23岁的女孩,最终选择挽救这段婚姻。她考虑到两个孩子年幼,自己若出去打工,能赚到的钱依然有限,一旦离婚,自己和孩子都无法得到保障。侦探尊重了女孩的选择,帮助她找到一份洗碗的工作。

香港太平山顶 图 | 东方IC

现代人不断涌现的情感困境,不断提醒着文显楠,作为侦探,自己能做的,对这个社会来说依然太少。

2018年4月,女子侦探社和香港妇女服务联会及香港单亲协会合作,推出“义查”服务,免费帮助底层女性“侦查”。她们为此制定了几项标准,其中之一便是“义查”受助人的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8700港币。

妇女服务联会的宗旨,是通过提供社区服务,帮助妇女的个人成长,“助人自助”。单亲协会则是在心理支援、儿童照顾和就业三方面,为单亲家庭提供支援。女子侦探社和这两家社会组织的合作,被视为“一次基层社会自我救助的尝试”。

她们至今已接到100多宗求助,完成约30宗个案调查。其中差不多一半的求助来自新移民妇女。

香港的新移民妇女,多是随港籍丈夫嫁来的,很多人文化程度不高,丈夫从事的也多是体力劳动。她们在香港,既要承担家庭生活的重担,又要面临社会融入问题,生活往往落入艰难。

“她们可能刚刚来到香港没多久,没有经济能力,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,语言不一定讲的好,所以对她们来讲,生活会更难一点。”文显楠说,一旦家庭生活遇到问题,她们的选择要少得多。

但也有人勇敢地做出了选择。一位40岁左右的新移民女性,和丈夫因琐事争吵,丈夫第二天离家后就没有回来。她得知丈夫已有婚外情之后,“一下子都放下了”,觉得自己以前的委屈和心痛,全都“不值得了”,当时就不应该和丈夫争吵。她很快和丈夫离婚,独自抚养孩子,开始了新的人生。

不过,她们的客户中,遭遇婚姻和情感危机的女性,能像前面这位那样决绝的还不多。文显楠最希望前来求助的女性们知道的是,“命运其实有得选”。

出品人 | 杨瑞春 主编 | 王波 运营 | 张琳悦

来源 | 微信公众号“谷雨实验室”(guyulab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