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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赵威

在“申遗”这件事上,韩国可谓花样百出,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,大部分还有涉及剽窃中国文化之嫌,比如汉字申遗、中医申遗、端午申遗、太极拳申遗等等,被网友戏称“整个宇宙都是韩国的”。近日,又传来“9座建于朝鲜王朝时代的儒家书院集体申遗”的消息,虽然最终结果要等到6月底才能敲定,但韩国媒体就迫不及待地宣布,申遗成功大局已定,“韩国书院”有望成为韩国第14处世界文化遗产。其实,早在2015年,韩国就曾把书院申过一次遗产了,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“未能显示出与中国及日本书院有显著不同”而被驳回。

书院文化的母体在中国

韩国书院何止是“与中国书院未有显著不同”,其整个产生、发展、消亡过程都是受中国书院文化影响,书院本身就是儒家思想、特别是朱子儒学的产物,就连书院里供奉的都是孔子、朱熹、二程等中国人。那么,韩国书院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?与中国书院有何渊源?

白鹿洞书院

中韩一衣带水,同属于汉字文化圈,整个朝鲜半岛都受中国文化的熏陶,书院便是从中国移花接木的一种事物,它的初始、兴盛、淡出都是在朝鲜李氏王朝(1392-1910年)时代完成,因此韩国书院史,实际上就是李氏朝鲜的书院史。

书院文化的母体——中国书院,则始于唐,兴于宋,淡出于清末。唐玄宗设立丽正书院为皇室修书,始有书院之名,但这只是一个国家机构;五代更迭,战争频仍,官学衰落,“天子失官,学在四夷”,一些饱学之士建屋立舍,读书治学、藏书授书,始有书院之实;宋代文化大放异彩,私人书院逐渐演变为官办、或亦私亦官性质,南宋大儒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,拟定标准学规,书院盛极一时,影响波及海外,其中便催生了韩国古代书院。

元代书院完全官办,清代先禁后开,多数沦为科举附庸。1902年,受到西学东渐影响,废科举、兴新学,延绵一千多年的书院,在中国淡出历史舞台。1910年,随着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,宣扬儒家文化的韩国书院也寿终正寝。

申遗的韩国书院原是白鹿洞书院的山寨版

书院在韩国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。第一时期从世宗元年至明宗末年(1419-1566年),书院从一个纯教学的机构发展成教学与祭祀并重的文化组织,最终形成“正轨书院”的概念。李氏王朝的教育由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组成,世宗时期,科举制度出现紊乱,官学式微,朝廷转而鼓励私学,书院开始设立。但是,这时的书院仍处于替补地位。

世宗二十一年(1439年),有人上书朝廷,提到了中国的白鹿洞书院,说朱子设立白鹿洞书院,制定学规,朝鲜也应该学习这种模式,书院不应只是单纯教学之所,也要有教化功能。从此,书院在朝鲜便负有教学与奉祀先贤双重使命,而且不同于中国书院“教学为主、奉祀为辅”,朝鲜书院“奉祀为主、教学为辅”,“正轨书院”的概念由此确立起来。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李氏朝鲜开国之初,便尊奉儒学,到中宗时期,受到明代影响,兴起了建立祠庙尊儒尊贤的运动。明白了这点,书院以尊贤为主就不再令人奇怪了。建祠运动,也是韩国书院兴盛的一个原动力。

大儒朱熹

“正轨书院”确立的标志性事件,是“山寨”了朱熹白鹿洞书院的“白云洞书院”,被视作韩国书院的发端。这次韩国9所儒家书院集体申遗的领头者绍修书院,其前身便是白云洞书院。中宗三十七年(1542年),周世鹏在今庆尚北道荣州郡的文成公安裕故居,设祠祭祀文成公,并招揽诸生在此学习,仿中国“白鹿洞书院”命名为“白云洞书院”。其地位之所以如此重要,一是因为它将祭祀、教学、藏书集于一身,开了祭祀先贤与教授学生的先河;二是明宗五年(1550年),李滉上书朝廷,得到了“绍修书院”的赐额和“四书五经”“性理大全”的内赐,是朝廷赐额书院制度之始。这也预示着,书院即将在朝鲜半岛迎来蓬勃发展之机。

韩国书院的兴盛原因

宣祖元年到景宗末年(1567-1724年)是韩国书院发展的第二时期,也是大发展时期。史载“书院渐盛,乡校儒生咸归书院”,意思是说那个时候的学生都跑到书院读书学习,而这一时期恰恰与我国万历年间书院发展的高潮同步。这次“9所儒家书院集体申遗”中的陶山书院,就创办于这一时期的宣祖七年(1573年)。现在的韩币千元面值的背面,便是陶山书院全景图,而正面则是创办书院的退溪先生。李退溪是李氏朝鲜的一代硕儒,他所创办的陶山书院背山临水、明堂开阔,是书院建筑的典范,也是朝鲜半岛儒林精神的象征之一,被韩国定为第170号史迹。后辈学人为了纪念他,在书院中加建了一座“安德祠”,用以供奉李退溪的牌位。有宣祖大王亲赐“陶山书院”匾额。

韩国陶山书院

这一时期书院之所以大盛,原因有两个。一是官府提倡。精神上,进行赐额,得到赐额就是得到朝廷的肯定,不仅是一种荣耀,而且多了一道护身符;派官员到现场主持祭祀,赐予祭品、祭文等。物质上,则免除书院所有田产赋税,书院因此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,为独立发展获得了经济保障;朝廷还允许书院拥有完全免役的院奴,他们的职责有做“院事、斋事、耕作院田”。二是地方儒林热心创办书院。一方书院,就是一方地缘、学缘的政治派系活动集结地,用以强化家族、学派、地域之间的团结。地方大族争先恐后建立书院,培养家族子弟跻身仕途,反过来维护家族地位,从某种意义上说,书院也成为家族组织。

韩国书院是如何没落的?

书院兴盛的同时,也隐藏这没落之机,最大的问题便是过多过滥,书院在韩国的发展也便迎来了英祖元年到高宗八年的第三个时期(1725-1871年)。随着书院成为地方家族势力把持的对象,催生出霸占土地、勒索钱财、集蓄院奴、庇护罪犯、参与党争等种种弊端,对国家财政收入、兵役来源、社会安定都构成重大威胁,朝廷遂对书院由鼓励变限制。英祖时代,开始全面整顿书院,撤废书院300余所。高宗二年(1865年),摄政的大院君力排众议,撤废素有“书院之魁首”的东万庙,开始了全面裁撤行动。

全国1700余所书院,最终仅保留47所,其余全部废除。保存至今的韩国书院,正是这47所书院的续脉。至此,作为一种制度,书院在朝鲜已经完成其使命而退出历史舞台了。大院君裁撤书院26年后,高宗改国号为“大韩帝国”,又十三年,即纯宗隆熙四年(1910年),《韩日合并条约》签订,整个朝鲜都被日本吞并了。

陶山书院内景

中韩书院之比较

中韩两国书院,渊源一脉,文化同宗。因韩国书院因模仿中国书院制度而设立,二者相同之处颇多,如以儒家为中心、以经典为教材,不再赘述,只说一下二者的差异。中国书院以教育为主,以奉祀先贤为辅,韩国书院反其道而行之;两国书院虽然都以儒家学说为中心,但中国书院在学术上有一定的开放性,程朱理学、陆王心学、考据之学、经世之学等都曾盛行于书院,而韩国书院相对保守,只以朱熹之学位宗主,对其他学派持排斥态度。

中国书院没有像韩国书院那样,享有种种特权,因此也就不会产生影响社会稳定的种种流弊。由于学术开放性,中国书院在近代大都接受新知,在清末改造成近代学校,成为连接新旧教育的纽带桥梁。韩国书院因学术保守性、特权性质,产生流弊,惨遭废撤,而且它们在文化上,不能像其母体中国书院那样,承先启后,延续历史文脉的发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