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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作者 | 二三三

  2019年6月9日,历时三年的《大河唱》终于迎来了提前点映,在电影院与第一批观众见面。当天苏阳已经跑了好几场见面会,但在电影还未结束时,苏阳还是早早地在门口等待着映后交流。

  当晚8点左右,在音乐先声主办的观影结束后,苏阳进场与观众进行互动。而观众提问的热情也十分高涨,从民间艺术、文化传承到音乐演出,都在问题中提及。他耐心地回答着每一个问题,也谈到了很多关于纪录片拍摄的珍贵细节。

  由于场次很满,跟苏阳的采访时间只能往后延迟,等再次见到苏阳已接近晚上十点。他当天的装束与平凡的你我无异,一身低调质朴的黑色,也没有工作人员的前拥后促。现实生活中的苏阳个子不高,交流时能感受到最赤裸的真诚,说起话来憨厚又可爱。

  这也让人更加确定,他就是《大河唱》里那个挤公交、坐地铁的苏阳。

  生于江南,长于银川

  如果不看资料,很难想象,苏阳其实是一个南方人。

  1969年,苏阳出生于浙江的一座小城市,七岁时因父亲工作的原因跟随去了银川。有人初见苏阳时打趣:“你长得也不像南方人啊。”苏阳便也回应:“我身高是南方人的身高。”

  就这样,他离开了江南水乡,扎根于西北的黄土地。初到宁夏时,苏阳感到了一种“荒凉的生机”,这也成了他后来音乐道路上的底色。

  在上个世纪70年代,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变,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。可以说,苏阳那代人是在被时代推着走的。像许多生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音乐人一样,苏阳读书到一半辍学,打工因闹事被开除。后来,按照苏阳的话说,“一些歌舞团里热爱流行音乐的青年和民间热爱音乐的人组在了一起,开始翻唱港台流行音乐、走穴。”之后,他理所应当地做乐手、跑夜场、组乐队。

  2000年,苏阳来到北京组了一支名为北极星的金属乐队。可是做了不久,苏阳便发现这不是他想要的。在之后的一次采访中,他解释说,“重复性的东西,搞来搞去还是那个样。”乐队解散后,他又回到了银川,挖掘本土的民间音乐,开始追寻自己想要的东西。

  2005年重回北京时,签约北京的唱片公司,发行第一张专辑。不过,因为太想家,苏阳每个月都要回趟家。随着年岁增长,苏阳也渐渐发现,无论是否回去,那片土地都是他创作的灵感来源。

  “北京和银川有什么不一样呢?”我问苏阳。

  “我觉得差异越来越小了。每次回到银川,都感受到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。曾经的银川,从语言、饮食和基础建设上,都和北京的差距很大。但是现在差距越来越小了。”

  由于“黄河今流”计划并不仅仅是单纯的音乐,还融合了文学、视觉等多媒体形式,而这些项目已经占据了他很多时间。2018年,苏阳还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《土的声音》。如今的工作状态,只能让他尽力平衡生活。“录音是要需要大量时间的。今年是发不了专辑了,要等明年。”

  而近期《大河唱》的上映也让苏阳变得更加忙碌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,他还要到全国各地去路演。我问苏阳,“你焦虑吗?”他半调侃半认真地答到,“我是城里人啊,怎么能不焦虑!”

  生于浙江,长于银川,如今年过50的苏阳,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,但也开始有了城市的烦恼。

  黄河边的民间艺术群像

  2016年,苏阳开启了自己的跨界艺术创作计划“黄河今流”。后来,苏阳因为合作《大圣归来》宣传MV《官封弼马温》而结识了天空之城影业创始人路伟、马灯电影总制片人包晓,他们一拍即合,决定拍摄一部黄河流域民间艺人的音乐纪录片。

  历时两年拍摄、1600小时的影像素材,经过一年的剪辑,最终成了大荧幕上的97分钟。

  影片里,苏阳是《大合唱》里唯一一个会说普通话的主角。剩下的四个主角都是和苏阳分别认识、合作了十年以上的民间艺人。最初,苏阳罗列了十几位民间艺人,最终导演组选定了回族花儿歌手马风山、民营秦腔剧团的团长张进来、皮影艺人魏宗富和陕北说书艺人刘世凯。

  在正式拍摄前,音乐人类学学者萧璇和团队做了三个月前期调研,形成了十几万字的调查报告。之后,来自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的主创们便分成三组跟拍,在民间艺人家里同吃同住。

  当然,来自清华的主创们也彻底受到了大西北的洗礼,吃面、烤饼、手机没有信号,还有更严重的缺水情况。“有一次,杨植淳跟着老魏去拍他演出,当地老乡招待他去洗手间洗手。他一进门就愣住了,老乡家里的洗手池是堵住的,池里蓄的水已经发黑了。”而为了真正融入拍摄对象的生活,他们也一起吃饭、干活、睡大通铺。

  过程中,杨植淳对于苏阳音乐的态度,也发生了改变。现场分享中,他提到,“在拍摄纪录片之前,我并不知道苏阳是谁,我还特意去听了他的音乐,觉得并没有很打动我。”但是在西北呆了将近两年之后,他开始理解苏阳音乐里的力量感。

  最开始拍摄时,苏阳对于镜头的存在还很介意,虽然他不说,但是导演发现了。于是,导演只得将镜头由远及近的慢慢接近苏阳,才让他彻底放下防备。而作为被记录的主角之一,苏阳第一次看到电影成片时惊讶又惊喜:“我自己的一些生活侧面也被拍了进来,放进了电影里,一开始还挺不适应的。”导演的观察角度,也让苏阳重新审视四位合作已久的民间艺人。

  片子里,西北的人民热爱歌唱,即便举办的文化活动就在山野田间。而秦腔剧团的舞台下,也是坐满了观众,完全沉浸在表演中。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,城市的符号,好像只有高楼大厦和拥挤的地铁。

  我问苏阳,“城市和乡村,到底是谁文化更贫瘠呢?”他欲言又止地说到,“我觉得都很贫瘠,只不过生活状态不同。在城市里,你就是来工作的。”影片刻画了黄河边的民间艺术群像,他们长在这片贫瘠的土地里,却愣是用音乐、皮影、戏曲等形式,让生活多出了几分色彩。

  不过在时代面前,这些扎根于土地的民间艺术也面临失传的处境。皮影艺人魏宗富就在影片中无奈说到,“皮影,你要灭亡了”。民间艺术的消失,也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矛盾的缩影。

  “这个世界缺的永远是好作品”

  苏阳不是科班出身,音乐全靠自己摸索。

  16岁,苏阳到西安求学,知识没有学到多少,却搞起了音乐,开始一点点自学吉他。回到银川后,他回忆西安的求学经历说:“唯一的收获便是音乐”。之后,苏阳将西北的本土民间音乐,通过自己的方式转换表达,再传递给听众。2006年的一张专辑《贤良》将苏阳的音乐事业推上了巅峰,演出、采访随之而来。苏阳也成为了银川的名人。

  然而,这个巅峰时刻已经过去十几年了。现在的人不愿意再被时代推着走,反而要推着时代走。苏阳对音乐先声表示:“在做音乐时,我不会去考虑受众是怎样的,但这不代表我不在乎。我的表达需求和我作品之间的关联很紧密,就会有听众。现在的时代,不缺机会,这个世界缺的永远是好作品。”

  苏阳的音乐,扎根于土地,又在技术之外。可能是出于职业音乐人的自觉,他曾经专门找老师学过和声,却“学的一塌糊涂,作业也乱七八糟。”老师曾评价他:“这个人没什么音乐天赋。”

  但就是这样一个“没有音乐天赋”的人,2018年站在了地球的另一端——哥伦比亚麦德林希望公园广场上,为语言完全不通的西方人诠释着中国本土的音乐。

  “虽然在国外演出我们也会尽可能地翻译歌词,但是语言的隔阂并不会让音乐损失什么。”几千张陌生的面孔在台下激情涌动。这也是苏阳演出到今天为止,记忆最为深刻的一场演出之一。

  近几年,苏阳从法国、美国再到哥伦比亚,想要将中国的音乐带给世界。苏阳执着地表达着自我,并寻找着自我与作品之间的关系,用一个民间的角度去诠释、去解读黄河和故乡的文化。

  他说:“世界化并不是区域的一个概念,而是你的心、你的感受与作品之间的距离越近,就越世界化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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