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西是真正的先锋作家

谢有顺

东西是真正的先锋作家

文·谢有顺

(《南方文坛》2018年第3期)

自发表《没有语言的生活》以来,东西一直是60年代出生作家群中极为重要的一位,但很少有人指出,他是一位真正的先锋作家。很多的先锋作家早已转型,或者只是在做一种比较表面的形式探索,可东西不同,他的先锋是内在的、骨子里的。他的写作,从一开始就持续探索个人命运的痛苦、孤独和荒谬,并赋予这种荒谬感以轻松、幽默、反讽的品质。读东西的小说,能从中体验到悲哀和欢乐合而为一的复杂心情。他的小说形式是现代的,叙事语言也是有速度感的。他的先锋品质,有必要重新强调和确认。

1

东西是通晓现代叙事艺术的小说家

并非所有小说家都懂得现代叙事艺术。我读很多作家的小说,仿佛整个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文学都被删除了,之前那些伟大作家们所作的叙事探索似乎都是没必要的。可小说进入20世纪以后,怎么写是个大问题,陈旧的叙事方式已经无法再穷尽新的现实和想象。面对新的现实,需要新的表达方式。现代小说家最重要的才能就是进入虚构,创造新的形象——而形象的完成,往往是通过艺术的假定性来建立的。说得通俗一点,能把看起来是假的东西写成真的,这才更像是现代艺术。传统小说是模仿现实,是一种对现实的仿真叙事,按着现实的逻辑、方向来写,这种叙事难度是有限的。而要把假的写成真的,这是新的叙事难度,如何克服这种难度、进而完成对新的真实的确认,是现代小说要解决的首要问题。

东西几乎在每篇小说中都会设计一个或几个叙事难点。他不讲那些符合常理的故事,至少他不愿让自己的故事与普通读者的逻辑常识重叠。他所讲的故事,往往在现实逻辑中是不太可能的,甚至看起来像是假的。《没有语言的生活》里面聋人、盲人、哑人三个残疾人生活在一起,就是一种非常规的叙事设计。《耳光响亮》中的牛红梅在父亲失踪、母亲改嫁后成为家里的主心骨,她先后周旋于三个男人之间,而每一次都无法开始新的生活,最后为了给弟弟筹集拍摄电视剧的钱,又嫁给继父。《救命》里,麦可可因为她男朋友郑石油不愿意和她结婚而要跳楼自杀,人民教师孙畅出于好心替郑石油去做说客,答应一定让郑石油娶她而救下了麦可可。但此后一发不可收拾,结婚之际,郑石油还是跑了。麦可可去到孙畅的课堂,抱怨孙畅也是个骗子,骗了她“不死”。她不断地找机会自杀,孙畅夫妇只好照顾自杀受伤的麦可可。为了让麦可可不死,孙畅夫妇含泪答应给她婚姻。最后,孙畅和麦可可在一起。《后悔录》里的曾广贤,很早就对性有各种想象和欲望,但他一辈子碰到了各种机会,可就是没有享受过真实的性爱,甚至没有和女人的身体接触过。《篡改的命》中人物命运也极具戏剧性,汪长尺的父亲进城招工被人顶替,汪长尺参加高考名额又被人顶替,为了完成三代人进城的“遗志”,父亲最后竟然把儿子送到仇人的身边,认仇人做父亲以改变命运。

这些故事的逻辑起点,看起来都是不可能的,是假的,但作家的才能就是要通过他一步步的叙事论证,说服你,让你相信它是可能的,它是真的。正如我们读卡夫卡的小说,如果从小说的写法上来讲,他的寓言方式是简陋的,谁都看得出是假的,但你读完小说之后,你会相信卡夫卡所写的,会觉得人的处境就像他写的那样可怜、卑微,人已无人的尊严和光辉。形象的假定性,精神的变形,通过叙事的强大说服力,把假的证明为真的,这就是现代叙事艺术之一种。东西具有这种自觉的现代意识,而且在自己的写作中一以贯之,这在当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。

2

东西真正面对和处理了中国当下的现实

东西的小说,一直都在写当下的、现实感很强的题材。在中国当代作家中,持续地写当下题材的并不是很多,贾平凹是一个,东西也是一个。更多的作家会选择有历史感的题材,比如,有一段时间,很多作家都写有民国背景的故事,因为这种题材能给予他更大的想象空间。但凡太迫近的现实,都是很难写好的,因为瞬息万变的现实往往是一些碎片,要把握它、深入它,并不容易。东西试图通过写作,把自己证明为是一个现实中人,并为正在演进的现实找寻一种自己的观察角度,进而触及当下的敏感点,分析当代人的生活状况。他处理的中国现实,是此时的,当下的。如此短兵相接、正面强攻的写作,要能不流于肤浅,不流于罗列现实事象,显然需要有写作的介入意识和承担精神。

为了写好如此纷繁复杂的现实,东西有一个重要的才能,那就是为小说找寻关键词,用关键词来概括一种现实,一种人生。他的《后悔录》,“后悔”就是关键词。这部小说写于十几年前,但今天读来,越发觉得东西是敏锐的、预见性的。现在是真正进入了一个后悔录的时代,几乎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后悔之中,后悔便宜的时候没有多买房,后悔年轻的时候没有珍惜身体,后悔在位的时候利欲熏心,后悔有爱的时候没有好好地爱,后悔死的时候才考虑灵魂去哪里的问题。而且“后悔”是非常中国化的词,他不用西方人常用的“忏悔”,而改用后悔,更准确,也更意味深长。又如《篡改的命》,“篡改”也是关键词。它非常符合中国人对生活的态度,中国人信命,但也要改命。天意不能改的,可以自己来改,于是我们这个时代什么都改,改性别,改年龄,改档案,改天换地,甚至改历史。

“后悔”和“篡改”这样的词,都是很中国化的。东西之所以能写好中国当下的现实,就在于他用了中国人的感受、中国人的想法去观察、去省思。他对现实的理解不是西方式的,也不是来自翻译小说的,而是用自己的眼光看,同时在众多的现实事象中,找类型,找典型,找具有强大概括力的人和事,这是一种写作的智慧。

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也是如此。如《不要问我》,写的是一个负气离职的大学老师,因为弄丢了身份证,他的“身份”马上充满各种疑团,接下来就是一系列无法证明自己的无奈、恐慌、荒诞。《没有语言的生活》讲三个残疾人之间的交流,以及他们与外界的交流与生活,“语言”既是工具,也象征着外力,他们之间偶有默契,更多的是沟通障碍,这其实也可看作是现代人自身精神交流的困境。《目光愈拉愈长》里,农妇刘井完全活在绝望的世界,丈夫在家时装病懒惰,同村人帮忙干活,却被丈夫怀疑与之有染,还因此被火红的铁烙下伤疤差点死去。为改变儿子的命运,刘井把儿子亲自送给了人贩子。好不容易攒下的钱,又被兽医骗走。儿子最终被警察找回来,却不再是之前的儿子。但在这样一种令人绝望的生活里,东西让刘井能够看到远方,目光可以愈拉愈长,她看到儿子过着比自己吃得好、穿得好的更好生活,这丝绝望中的光亮,何尝不是许多底层人的救命稻草?还有《我为什么没有小蜜》《猜到尽头》等小说,也都讲述了现代人在情感与精神上的尴尬,明明面临被压抑、被异化的诸种可能,还经常处于茫然不自知的境地。东西直面现代人的生存困境,并把现代人所受的各种精神伤害,指证为一种触目惊心的现实。是他身上可贵的现实感,使他成了一个尖锐的人,一个饱含同情的作家。

3

东西有自己的小说观和思想方法

很多的作家可以写出好小说,但他未必有自己对世界的看法、对生活的看法。有的作家完全是凭直觉写作,缺乏思考力,这样的作家其实走不了太远。写作除了经验、观察和想象,还应该有思想,甚至可以有某种程度的主题先行。只是,小说的思想、主题,它不一定是哲学的、宏大的,它很可能是小说家对具体问题的思索,是他对人性的发现和诊断,并让这些思想和主题成为作品中的肌理,交织、融合在所写人物的人生之中。由思想形成对人、事、物的理解和判断,构筑形象,再由形象来诠释和再现这种思想,这是作家解释世界的方式。

东西的写作,一直在探索自己的世界观,他渴望塑造出有思想光彩的人物,写出有思考力的小说。这种自觉,表现在他的写作中,一是他的小说总是有一个思想骨架。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用过“骨架”一词,他说,“长篇小说总是要有一副从头到脚支撑着它的骨架”,但他又说,这种思想的骨架不是总结出来的观点安置在小说里,骨架是同人的躯体的其他部位一起成长的。小说中的思想也应该如此。东西深知这一点。他把自己的世界观的表达,贯注在人物与故事之中。他重视人物性格的逻辑设计,叙事跟着人物的命运走,同时他也重视故事和故事的趣味。好的故事及其讲述方式,是形象和思想最重要的载体,小说的好与坏,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形象和思想的完成度。东西所塑造的人物,牛氏三姐弟、卫国曾广贤、汪长尺等人,他们身上有着这个时代鲜明的精神特征,他们的故事又映照着我们各自的记忆及伤痕。这些人物所昭示的命运,可以勾连起一个关于这个时代生存状况的思想骨架,一个人物就是一个重要节点,一个人物就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精神黑洞。这样的思想追求,可以充分见出一个作家的志向。

东西的小说除了有“骨架”,他还建立起来了自己的叙事腔调。叙事腔调其实就是思想方法。东西的这个方法,概括起来说,最核心的就是反讽。反讽是和幽默相联的。有幽默感的作家很多,但能用好反讽这一叙事腔调的作家却很少。东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。他对反讽的应用是全面的,这既是他小说叙事的总基调,也贯穿于他小说的细节和语言之中。《耳光响亮》里有不少反讽场景,比如父亲牛爱国离奇失踪后,母亲在惊失措中用举手投票表决的方式来问询父亲是否死亡的意见;孩子们把父亲的遗言写成标语贴在墙上。《肚子的记忆》的故事滑稽可笑,为了满足结论而去寻找论据,是对科研造假的嘲讽。《篡改的命》里有不少网络语言,“死磕”“弱爆”“抓狂”等等,而人物身份与其所说的话之间的反差性对照亦构成反讽效果,如汪槐所说的“GDP”,汪长尺所说的“拉动内需”,小文在与汪长尺争吵时,将海子的那首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》背得非常熟练……

何以东西一直用反讽的叙事方法来写作?这源于东西认为这世界本身就是荒谬的。荒谬是东西对这个世界的指证,他的所有小说几乎都在陈述这个事实。要说关键词,这是东西所有小说的关键词。我们不断在后悔,同时又都无法避免地生活于荒谬之中。活着是荒谬的,试图摆脱这种荒谬的方式本身也是荒谬的。《救命》中,不守信的人可以随便消失,潇洒活着,只剩下好人去关心他人,被纠缠,被迫陷入困苦烦累,直至自己妻离子散。《肚子的记忆》里,医生姚三为完成自己的医学论文,将自己想到的各种发病缘由都往病患王小肯身上套,甚至通过和王小肯妻子通奸的方式,询问出王小肯的家庭收入和父子关系等,使尽各种办法让王小肯签字承认自己有病。《篡改的命》中,汪长尺为了改变儿子的命运,决定把儿子送到仇人身边抚养,为了儿子,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。这一切,全是无以复加的荒谬。

史铁生说,“对写作而言,有两个品质特别重要,一个是想象力,一个是荒诞感。”东西具有这种能力,他认为,荒谬正是当代社会的真实镜像。面对光怪陆离的当代生活,荒谬已不是一种文学修辞,无须作家刻意去扭曲生活的逻辑,或者用夸张的手法去写一种貌似离奇的生活——荒谬已经成了生活本身。要写出这种生活的荒谬感,光有幽默的才华是不够的,更重要的还要看到荒谬背后有怎样不堪、破败的记忆,又藏着怎样的心酸和悲凉。说实话,能够看穿生活底牌的作家,他在骨子里一定是悲哀、绝望的。他是通过荒谬、悲哀和绝望这些事物来反抗生存、批判社会。但在悲哀和绝望的深处,东西的内心又存着同情、暖意和希望,他不是一味地用强用狠的作家,他的世界观里,还深怀善意,这也是他小说蕴含的力量既尖锐又隐忍的原因。

有思想的骨架,有反讽的语调,有对荒谬世界指证,有悲哀与绝望的力量,东西的小说追求明显高人一筹。我并非说他的小说没有细节的漏洞、语言的粗疏,没有逻辑铺陈不够而略显生硬的地方(这方面,《篡改的命》里较为明显),但作为一个有现实感和现代意识的作家,东西的先锋性和独异性还远没有被我们充分认识。

(谢有顺,中山大学中文系。本文系作者根据在“东西作品国际研讨会”上的发言录音整理而成)